人民英雄紀念碑：九年始成“共和國第一碑”！

  王雙喜

 

1958年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揭幕。

 

浮雕《歡迎人民解放軍》

2014年，9月30日被定為烈士紀念日，此后每逢這一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代表都會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鮮花，并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這座濃縮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奮斗不屈史詩般歷史進程的豐碑，在建立過程中留下了許多感人故事。

奠基與籌劃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進行兩項選舉：選舉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同時，通過了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當天下午6時，毛澤東率領全體委員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紀念碑的奠基典禮。周恩來致辭后，全體脫帽默哀，隨后毛澤東宣讀了紀念碑碑文。毛澤東率政協各單位首席代表執锨鏟土，奠下“共和國第一碑”的基石。

北京市檔案館館藏一份毛澤東親筆修改的紀念碑奠基石文字草稿。原文是彭真同志擬寫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將其改為“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中國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承革命先烈遺志，完成烈士未竟事業的深情初心和使命擔當的堅強意志。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成立，全國17個單位派出代表。由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任主任委員，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和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員，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任秘書長。

興建委員會下設四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是施工、建筑設計、結構設計和雕畫史料編審委員會。興建委員會負責紀念碑的建筑設計、浮雕創作及工程施工。雕畫史料編審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領導下，研究浮雕畫片所需的史料題材。具體行政事務由秘書長薛子正負責。

選址與方案

在政協第一屆會議上，周恩來提議，把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立在天安門廣場，獲得代表們一致贊同。會議決定紀念碑的具體位置是：在廣場的北半部五星紅旗旗座之南，天安門與原中華門門洞的中軸線上，并與天安門和正陽門的距離大致相當。

在后來的建設中，建碑位置有些微調，與奠基位置并不在同一個地點。奠基時所選地點是象征性的，施工時又沿中軸線南移了一段距離。經慎重研究，建碑位置最終定在絨線胡同東部路口。

《東城區志》載，人民英雄紀念碑位于天安門廣場中心，天安門南約463米、正陽門北約440米的南北中軸線上，占地面積3000平方米。如今看來，人民英雄紀念碑與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毛主席紀念堂形成一個代表國家形象的、完整的、和諧的建筑群，不同的位置也都有寬闊的視角。

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十分關心并直接指導的重大事項。北京市檔案館館藏一份珍貴的毛主席手書批示。事由是朱啟鈐、章士釗、葉恭綽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初期設計后，對紀念碑的設計提出新的意見。如：浮雕史料應特別慎選，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圖畫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慮銅鑄；整個圖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紋樣宜另行選擇，明清兩朝紋樣纖弱無力，不宜多用等。毛主席閱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請付委員會討論并邀建議三人參加。”

紀念碑奠基后，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即向全國各建筑設計單位、大專院校建筑系發出征選紀念碑規劃設計的通知。初選擬采用梁思成設計的方案。1951年國慶時，意見最為集中的三個設計方案陳列在天安門廣場上，征求全國人民的意見。一個是五分之一縮小的大模型，另兩個是有坡頂及群像的小模型。

當時的方案碑體較扁，梁思成見后很著急，寫信給彭真，再次詳細闡述其“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的設計評價標準。（《梁思成全集·致彭真信》）他認為，天安門廣場南北長、東西短，人民英雄紀念碑如果只有南、北兩面，而東、西過扁，既會影響氣勢，也不利東、西方向的群眾觀瞻。因此，在保持中軸線上南、北立面重要性的同時，有必要加寬紀念碑的東、西立面，這樣紀念碑更挺拔、有力，也為紀念碑四面的浮雕創作奠定建筑基礎。

征選設計方案最后共收到240多件。海外華僑也積極獻計獻策。陳嘉庚組織華僑繪制了圖紙，并制成水泥柱頭模型，付舊幣15萬多元運費寄給建造工程處。

遵照周總理關于建筑紀念碑目的在于“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興建委員會從中精選出8種方案，于1953年3月至1954年8月，廣泛征求專業設計人員意見。這些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高而分散的、做成三座門的、矩形主柱式的、瞭望臺式的、紅墻上立碑的、碑頂立群像的。還有碑的下座建陳列室的，臺階做成檢閱臺的。這些方案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建筑類設計方案，另一類是雕塑類設計方案。最后，中央領導與有關方面再次決定采用梁思成的碑形設計。

中國傳統立碑碑身正面應朝向南方。但天安門廣場主要人流是從長安街進入，多集中在廣場北部。廣場有大型活動時更是如此。如果碑身正面朝南，大多數人就看不到碑正面毛主席的題字。因此決定一改傳統，調轉方向，紀念碑建在中軸線上并且正面朝北，也符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扭轉乾坤、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史實。

采石與運輸

1952年8月1日，紀念碑工程正式開工。紀念碑要永久長存，興建委員會對碑心石材料的選擇，非常嚴謹慎重。當時從全國各地采來的碑心石樣，都被送到隸屬于清華大學的材料實驗室進行檢測，從質量、密度、耐腐蝕性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比較衡量。最后，經過實地考察，采自青島浮山大金頂一帶的花崗石石樣因色澤、質地出眾而入選。

1953年4月11日，開始石料開采。經過反復嘗試最終工人們在石料四周挖了一個4米的深槽，沿溝槽鑿了幾十個對稱楔子眼，再在石料兩個長邊對稱鑿出8個窩龕，在每個窩龕放上重量為200噸的千斤頂，終于炸出巨石坯，其完整堪稱史上罕見。經過山上、半山腰兩次做平減厚整形加工，石坯重量減到103噸。

  這樣的巨石能完整地運到北京，任務十分艱巨。青島市人民政府接到采石運輸任務后，成立了由山東省聯運公司青島分公司及其下屬山東省青島市搬運公司、浮山料石總廠、臺東區公安分局、鐵道部四方機車車輛廠等單位組成的大料搬運委員會。紀念碑興建委員會與山東省聯運公司青島分公司簽訂了《運輸石料合同》，最終確定由其下屬的青島市搬運公司起重運輸隊承擔石料第一段運輸任務。116名工人反復斟酌試驗，采用滾木及推土機牽引滾移方式，開始了碑心石運輸工作。

  1953年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場起運，經過4個村莊、1座山嶺、10余處橋梁及交通最繁華的市內街道，行程15公里走了30天，9月27日安全到達空軍油庫車站。

9月28日，在青島孟莊路車站，采用鐵道滑動方式，大石料被裝上火車。按照鐵道部規定，該車載重為100噸，因此又對大石料進行了第三次加工，將石料中間厚度減到87厘米，兩端厚度減到79厘米，重量減到94噸，連同束車設備與墊木共重100噸。

列車以直線20公里/小時，彎道及進站10公里/小時的行車速度開向北京，10月13日抵達北京前門西站。工人們又用老辦法，在路上用鋼管交替鋪墊，滾動運輸，從前門西站到廣場紀念碑工地，花了三天時間，10月16日，石料運到紀念碑工地。

大石料從開采到運輸，共計7116名工人參與其中，沿途公安干警和民兵護送，成為采運史上眾志成城的一段經典記錄。12名起重運輸工人后來受到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表彰。

臺基、須彌座與碑身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雖已選定，但在實施中仍不斷推敲改進，可謂融匯古今，中西結合。紀念碑呈方形，分臺基、須彌座和碑身三部分，總高37.94米。

  順應中軸線，臺基有兩層，上層呈方形，下層呈海棠花形，東西寬50.44米，南北長61.5米。兩層臺基的四面均為欄桿環繞，并設有臺階，沿用了中國臺基的傳統設計手法。

上下兩層須彌座由林徽因設計。上層小須彌座的四面刻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拼成的八個花環，以示對烈士的崇敬之情；下層大須彌座束腰部四面鑲嵌著十幅漢白玉大型浮雕。

兩層須彌座承托著高大的碑身。碑心石最終高14.7米，寬2.9米，厚1米，重60多噸。碑身在三分之一處略有收窄，使得紀念碑看起來更加挺拔、有力，這吸收了西方古典柱式建筑的做法，突出了碑心正面鐫刻的毛主席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

碑心的題字在設計時預先代擬，1955年6月9日由毛主席題寫在大信紙上，并題寫了兩幅。興建委員會設計組從兩幅中選字又拼出第三幅。但經反復討論，大家認為書法是一門藝術，一幅條幅、一個字都有其氣韻、筆勢和連貫性，不能拆開拼用，所以最后放棄了拼字方案。

碑心文字決定選用陰文，這樣陰文、陰影形成自然立體感。文字先經幻燈投影放大20倍，再用高壓噴槍噴射礦砂“打”字。金字再行制胎、鎏金，然后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砂眼”，還要用瑪瑙細磨，確定沒有瑕疵，最后才鑲嵌安裝，以防雨水侵蝕而脫色。

碑心背面由7塊石材構成，是周總理書寫的毛主席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起草的114字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碑心石正、背面的題字都采用中國傳統的鎏金方法，共用黃金132兩。

碑身兩側裝飾著用五星、松柏和旗幟組成的浮雕花環，象征人民英雄的偉大精神萬古長存。整座紀念碑用17000多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砌成，肅穆莊嚴，雄偉壯觀。

下層大須彌座束腰部四面鑲嵌著十幅漢白玉大型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浮雕高2米，總長40.68米，共有約180個人物形象，生動而概括地表現了中國人民100多年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28年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斗爭史實。

紀念碑浮雕《南昌起義》

按東南西北的順序，浮雕主題依次為：《虎門銷煙》（畫稿艾中信，雕刻曾祖韶，助手李禎祥）、《金田起義》（畫稿李宗津，雕刻王丙召）、《武昌起義》（畫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五四運動》（畫稿馮法祀，雕刻滑田友）、《五卅運動》（畫稿吳作人，雕刻王臨乙）、《南昌起義》（畫稿王式廓，雕刻蕭傳玖）、《抗日戰爭》（畫稿辛莽，雕刻張松鶴）、《勝利渡長江》（畫稿彥涵，雕刻劉開渠）。在渡江戰役的浮雕兩側，另有兩幅裝飾性浮雕，主題分別為支援前線和歡迎人民解放軍。氣壯山河的時代記憶，凝聚在這史詩般的浮雕中。

在創作過程中，畫家和雕塑家結隊赴西安、洛陽等地觀摩學習。吳良鏞曾經負責和雕塑家聯系，討論設計細節，他回憶說，浮雕的鐫刻需要相當數量的“藝匠”去完成，然而這類人才難得，當時舉國之力，從各地招募了一批長期從事民間雕刻，技藝高超的石工，對紀念碑的雕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石工雖然技術精湛，但是他們對西方雕刻藝術并不了解，更沒有統一的風格。“藝匠”們培訓2年，雕刻3年，5年后浮雕鐫刻全部完成。這批石工不僅成為建立紀念碑的英雄，也成為新中國第一代中西貫通的雕塑骨干。浮雕石料質地、色澤統一，鐫刻嚴謹細致、一絲不茍，給人純潔、樸實的壯美之感。

碑頂的設計方案較多，在劉開渠的主持下，最后選用了民族傳統的建筑頂形式，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廡殿頂。紀念碑造型雄偉簡潔、莊嚴質樸，既有民族風格，又有時代精神，具有東方美學的意蘊。

 

1956年，劉開渠在塑造浮雕《勝利渡長江》。

紀念碑的興建從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正式動工，1958年4月22日竣工，5月1日揭幕，歷時9年。

這是新中國第一座由國家建立的紀念碑，彰顯了黨和國家的意志，體現了全國人民的愿望，匯聚了一大批國內最優秀的文史專家、建筑家、藝術家、能工巧匠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既發揚民主、慎重斟酌，又“定于一是”，克服重重困難、不斷推進，展現了新中國紀念性建筑與雕塑藝術的高超水平。1961年3月4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列革命遺址及革命紀念建筑物項。

“共和國第一碑”凝聚著革命先烈的血與魂，記錄著近現代中華民族奮斗不屈的史詩，激勵著后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