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這個以“歐洲糧倉”著稱，在蘇聯以工程師比例最多，制造業和工程技術最發達的國度，幾乎淪落到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發展程度“墊底”的境地。僅從1992年到1999年間，烏克蘭國民生產總值下降75%，約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生活遠不如蘇聯時期。

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升降是一個標志性的歷史性事件，這是兩三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許多西方國家為此而陷入了“集體性的哀傷”。實際上，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戳破了西方世界的民主“神話”和政治“泡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研究得出：是不平等的政治在決定不平等的經濟，而不是相反。

經歷了十多年的政治動蕩，俄羅斯社會開始對國家、民主、自由等問題進行反思。2000年以來，普京的世界觀及其務實的治國理念直接影響了俄羅斯的走向，俄羅斯人認為普京是穩定、發展和秩序的象征。然而，由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創，俄羅斯內政外交政策再次面臨重大調整。是走一條自主的、依靠自身力量的國家主義發展道路，還是重復歐洲的成功之路，成為擺在俄羅斯政治精英面前的艱難選擇。

關注中國發展的政治經驗，樹立正確的民主觀。要破解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針對國際上各種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權排行榜”，應當強調政治發展力和競爭力，研究一套科學而全面的政治發展力評估模型，研發中國版的“世界政治發展力評估報告”。

冷戰結束后20年來，民主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熱門話題。憑借對民主話語的壟斷，西方戰略家將其包裝成全人類的所謂“普世價值”和全球性政治標準。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論家提煉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諦，演變為一種政治宗教，成為西方對外輸出的政治圣經、基本軟件和影響他國的“利器”，成為打造西方霸權的“開路先鋒”。

面對來自西方強大的思想壓力和輿論攻勢，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一方面積極進行政治和外交上的應對，另一方面加緊凝聚社會共識，與西方展開歷史與文化上的思想較量。

20多年前，一場由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運動引發了蘇聯社會的劇變，結果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原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被拋棄，社會改變了方向，政權改變了顏色，其影響猶如改朝換代一般。20多年過去了，革命的硝煙漸漸散去，俄羅斯民主選舉層出不窮，政權更迭不斷，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場，然而官場生態難改，政權生態依舊。不僅西式民主法治沒有實現，蘇聯時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喪失殆盡，于是形成了一種奇怪的“非東方、非西方”、“非資、非社”的政治生態。

據一些研究俄羅斯精英問題的專家測算，蘇聯時期聯盟和地方兩級的權貴階層約75萬人，若加上他們的親屬，則有大約300萬人，占居民總數的1.5%。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搞政治改組和干部撤換。在其帶領下，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蘇聯社會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官僚機關”、反“阻礙機制”的改革浪潮。原蘇聯政治精英集團四分五裂，紛紛自尋出路。然而人們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較為“激進”的精英奪取了另一部分較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權力?；蛘哒f是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的精英排擠了老精英。與權力更替相比，意識形態、政權形式顯得并不重要，不過是手段而已。

一份被廣泛引用的俄羅斯科學院的調查材料顯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遺老”的比例竟超過了70%。而在俄羅斯地方政權中，保留下來的舊時精英比例就更高，約占80%以上。1992年底的一項對地方領導人的調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對蘇共地方黨委書記們并沒有多大的沖擊。

與過去相比，當今俄羅斯政壇的開放性、流動性都有了增強。但是，精英階層外表的光鮮依舊遮不住內部生態的惡化與蛻變。俄羅斯10年的市場化進程為權力演化成資本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市場化、民主化不僅并未給原蘇共官員和管理層帶來滅頂之災，相反他們卻利用手中的資源獲得了新生。廠長經理們變成了“紅色資本家”，“共青團干部”則早已成為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社會出現危機。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先后打出了“民主化、公開性、改革與新思維”等口號，在不到6年的時間里，搞亂了蘇聯社會、搞垮了蘇聯經濟、瓦解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一職，這也意味著統一的蘇聯國家不復存在。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自由派掌握了俄羅斯的國家大權。1992年開始，國家解